越南經濟神話背後的「中國+1」戰略 

“中國+1”戰略的首選目的地

五年前，李斌開始規劃在東南亞投資設廠。 權衡再三，他選擇了擁有東盟第五大國際深水港的越南南部經濟中心胡志明市。 相比於越南，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進出口貨物多要先經香港、新加坡轉運，“時間上至少多出一周成本”。

麥卡蒂指出，作為「加一」戰略的首選目的地，中國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和優惠政策方面都有優勢，越南則以交通、穩定和綜合實力勝出，其中區位優勢最為關鍵。 越南北部與中國廣西接壤，東踞南海黃金水道，擁有3200公里海岸線。 其製造業中心就圍繞北部海防、中部峴港、南部胡志明三個主要海港展開。

身居胡志明的越南商人米卡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北部的紅河三角洲離中國最近，鐵路貨運便利，方便對接上游產業鏈; 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則因歷史原因有更活躍、繁榮的私營經濟環境。 因而，三星、微軟、佳能等國際巨頭的投資多選擇北部，中小企業則多向南部轉移。

2021年，北部的直轄市海防是越南獲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地區，主因正是韓國企業LG增資21億美元擴建顯示器工廠，占當年該省全年所獲外國直接投資的四成。 另一邊，李斌覺得南部工業區歷史更悠久，配套更健全，胡志明市及周邊省份的工業區企業入住率高達90%以上。

“投資建廠需要施工、消防、環評等一系列許可證，一些成熟的工業園區會代辦，但其他工業區就不提供説明，或者存在腐敗隱患。” 李斌說。 此外，受歷史和文化因素影響，南北之間的農民工流動並不多，而南部的1000萬工作力中熟練技術勞工更多。

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前四年免稅、十年內減半的稅收優惠，是越南多數工業區吸引投資的“標配”。 但對投資者而言，更重要的是，這些優惠政策在越南可以落實。 “在東南亞投資建廠，要花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全面開始生產，收回投資的時間就更長了。 有的國家，政權都支援不了那麼久。 “李斌說，在有些東南亞國家投資建廠，中方管理人員基本不會離開工業園區，但在越南，”感覺更像是在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國內“。

麥卡蒂指出，自1986年革新開放以來，以越共中央總書記、越南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為核心的“四駕馬車”式領導機制幾經反覆運算，但總體方針政策不曾改變。

在東盟，擁有和越南類似的投資友好環境的國家還有馬來西亞和印尼，但兩者的工作力成本高於越南。 麥卡蒂分析稱，越南的工作力成本約為中國的 50%， 2022年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後仍低於馬來西亞、泰國甚至柬埔寨。 而工作力成本和越南接近的菲律賓，稅收政策和基礎設施又不如越南。 此外，前述國家在交通便利度上都不及佔據深水良港的越南和泰國，但泰國的政局不如越南穩定......

在簽署自貿協定的數量上，越南也領先周邊國家。 越南在過去15年已加入了16個自貿協定。 2020年，《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VFTA）生效後，歐盟取消了對越南出口商品65%的關稅，並將在10年內逐步達到99%的免除率。 對工廠投資者們而言，這意味著產品進入歐盟的稅率從約10%變成了0。

因而，綜合考量成本、監管環境、社會穩定和對外開放程度、交通便利等國內外各方面因素，越南成為“中國+1”戰略的首選目的地。

“利用越南製造”的邏輯

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自2017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以來到新冠疫情暴發前，“中國+1”戰略填補了美國市場每年500多億美元的產品進口，其中越南獲利最多，直接折算獲利達82億美元，而試圖與中國競爭“全球工廠”的印度僅從中獲利12億美元。

在李斌看來，越南能在承接「中國+1」戰略時超越工作力十倍於己、產業基礎也更完備的印度，背後的商業邏輯並不複雜。 “我轉移的到底是什麼樣的生產？ 就是最基礎的加工和組裝，然後獲得越南製造的關稅優勢。 ”

過去，曾有一些中小企業通過中間人，用將貨物轉運越南再轉出的欺詐方式冒充“越南製造”以享受關稅優惠。 那時越南政府對實施原產地欺詐的企業單次罰款僅為2億越南盾（約合人民幣5.7萬元），而此類非法活動的單次獲利可達百萬美元。

2019年後，越南對原產地欺詐實施了更嚴苛的打擊措施。 但“利用越南製造”的邏輯沒有變化：無論企業體量大小，從中國和日韓獲取上游材料，在越南加工，再出口歐美，是絕大多數外資工廠的經營模式。 “越南的地理位置成就了這種模式，但也決定了其局限性：在這裡設置下游工廠的原因就是因為你位置好、物流方便，那我就沒必要在這裡建設產業鏈”。

這種商業邏輯決定了如今越南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 疫情前，越南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五年內從92億美元飆升到161億美元，但絕大多數資金都是建設中下游的加工製造業工廠。 這些工廠貢獻了最多的進出口增加值，但因為沒有配套產業鏈投資，這些工廠的零部件採購本地化率平均僅為36%，不僅遠低於中國和印度，也低於多數東盟國家。

當前，越南最重要的出口加工產品是電子產品，出口量居全球第12位，其中手機出口位列全球第2名。 三星的手機、任天堂的遊戲機、LG的顯示幕和蘋果的AirPod從海防和胡志明市源源不斷發往全球，數量以千萬計。 但在電子產品出口貢獻了年出口總額四成的同時，電子零部件進口也佔到了越南年進口總額的六成多。 這些進口零部件七成來自東亞地區，三成多來自中國，且基本享受零進口稅。

對越南經濟貢獻僅次於電子產業的服裝和紡織業，出口額佔越南GDP的比重高達16%，雇傭勞動力超過270萬人。 但是，以裁剪加工為主的下游低附加值部門占該產業的70%，這導致擁有良好原料種植和生產潛力的越南必須大規模進口面料，其中五成多來自中國，超九成來自東亞。

在米卡看來，這些產業鏈“上下游賺走了錢，留給越南的利潤很少，還都被外資工廠拿走了。 “雖然對歐美實現貿易順差，但2021年越南對華出口僅為560億美元，進口卻達1099億美元，對日、對韓貿易同樣呈現大額逆差。 與此同時，雖然外資電子工廠僅占越南全國同類企業的三分之一，但其出口份額卻佔到行業總額的90%以上; 在紡織業，外資工廠壟斷了全產業出口額的 70%。 搶眼的外貿數據背後，越南本土公司並沒有充分參與到全球供應鏈中。

轉型升級的內憂與外患

“經濟增長率沒有達到真正潛力，經濟自主性和彈性不夠高，國企效率低下，私企尚未實現可持續發展......”2021年1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上坦陳越南製造業高速發展背後的隱憂。 推進科技創新和製造業轉型，則是新一屆越南領導班子開出的「藥方」。。

之後的一年半，每個在越南的工廠主和投資人都感受到了變化：一系列涉及環境保護、拒絕落後生產技術和界定“高科技產業”的法令頒布，各工業區就此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環評和技術審查。 2022年，樂高和平陽省簽署了價值10億美元的合作協定，將其首個“碳中和”科技型工廠落地越南。

根據越南政府最近公佈的具體計劃，到2030年，類似的高科技產業和採用高科技的農業公司要超過700家，整個加工製造業的高科技產量至少達到45%。 在此基礎上，阮富仲定下了更宏大的目標：越南到 2045 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到 2050 年實現碳中和。

不過，曾多次為越南政府提供經濟諮詢意見的日本政策研究院大學教授大野健一覺得，這種升級不會「水到渠成」。 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稱，與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不同，過去十年，越南製造業並沒有在生產率和結構佈局上取得超出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突破性進展。 隨著全球供應鏈佈局進一步演化，越南現有的優勢都可能被取代。 只有抓住紅利期在全球產業鏈中獲取一席之地，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20年來，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問題，越南政府也說了很多、出臺了很多政策，但效果並不明顯：這裡的產業政策習慣沒有改變。” 大野健一說。

技術型勞動力的長期缺乏，就是越南繞不過去的坎。 越南政府今年提出，到2035年汽車製造業出口額破百億美元的目標，但當前越南汽車產業的零配件當地語系化率僅為10%左右，和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已經建立起零配件當地語系化率達80%的產業鏈相距甚遠。 其癥結就是本地工人的技術水準有限，達不到合資和外資企業的要求，工廠不得不維持進口組裝模式。

越南政府並非不重視工作力的技術培訓。 自2000年以來，越南公共財政支出的15%到20%都用於教育，投入位居東盟各國前列，工業區往往還給予外資工廠高比例的技能培訓補貼。 但即使身處用工環境最成熟的南部，李斌和米卡也常為招工犯難。 李斌感到，越南農民工的基本素質、敬業程度都沒有問題，但這個群體並不像成熟的產業工人那樣穩定。

米卡則更直接地將之歸因於「社會文化還沒有跟上經濟發展」。。 雖然越南最近五年一直改革戶籍制度，但不斷提高的生活成本強化了城鄉文化差異。 根據越南總工會的調查，新冠疫情前，已經有超過150萬的越南農民工存在住房困難，佔到全部工業園區務工人員的近一半。 2021年7月至9月，南部各工業區因疫情擴散被迫封控、停產後，超過130萬工人離開胡志明等城市返鄉，許多人就此一去不回。 封鎖結束后，米卡上漲工資也未能招回熟練工。 他的服裝廠每條生產線上需要30多名工人，但過去半年來只能維持三分之二的生產力。

因為民工與城市的關係“若即若離”，即使在南部，招聘熟練工作力也需要兩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又因為南北、城鄉、內陸沿海的文化差異，即使深入南部省份之外的地區招工也難有收穫。 面對人力資源的複雜性，多數外資工廠不能不放棄自我招聘、培養，轉而依賴本土的勞務外包公司。 這進一步惡化了用工環境，也讓技術勞動力的培養更無法持續。

李斌指出，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意味著任何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上游都不會轉到越南，而“除非上游轉移了，對終端工廠的投資才會跟著轉移，越南才能承接真正的高端製造業”。

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挑戰等待越南解決：能不能建設高效且國際化的商業環境，在金融和高等教育、科研等領域和國際接軌，實現稅收透明和會計師、律師等關鍵行業的職業化、國際化，同時深化國企改革，防止壟斷和不良競爭...... 麥卡蒂說，產業升級的實現“沒有飛躍的一大步，只有無數個一小步”。

不過，麥卡蒂也強調，越南的經濟體量不同於中國和印度，適齡勞動力規模也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 因而越南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以中印為範本。 比如，對於工作力和上游產業鏈的問題，新一屆越南政府給出的方案包括加強東盟區域內勞動力跨國流動，以及通過零部件進口關稅優惠繼續藉助周邊國家的上游優勢。 這雖然是大野健一所說的「政策慣性」，但在當下並非不可行。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在越南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實現產業升級前，此前給予它們高速發展機會的外部紅利期可能很快結束。 美國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報告就指出，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國第一”原則，在全球供應鏈問題上更希望日、韓、中國臺灣地區將高新技術產業鏈向美國轉移，而非向越南等中國近鄰轉移。

此外，華盛頓選擇啟動IPEF而拒絕加入傳統自由貿易協定，體現出在未來的經貿合作中拒絕提供關稅、准入激勵措施的趨勢。 這意味著，在越南、印度等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美國很難在自己的高新技術市場讓利於夥伴。

另一方面，當國際形勢從和平發展轉入衝突與危機頻發，沒有內循環市場、又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下游的新興經濟體更顯脆弱。 今年年初以來，烏克蘭危機升級、中國疫情加劇，都導致越南製造業的原材料價格因物流成本飆升而猛漲，鋼鐵和石油的漲幅接近90%。 對於主要向美國出口產品的李斌來說，更糟的是從胡志明到美國東海岸的集裝箱價格也翻了三倍。 這幾乎是重演了去年下半年的場景：德爾塔病毒在胡志明蔓延時，這座越南最大港口的卸貨停留時間一度從2個多小時飆升到近14個小時。 此後，越南對美出口額出現斷崖式下跌。

“越南無法依靠國內市場引領經濟增長，因此必須比中國更開放，這在當下並沒有選擇，但也必須承擔其風險。” 麥卡蒂說，關鍵在於，在之後的全球供應鏈競爭中，越南是否還能“繼續在大國競爭中游刃有餘，而不是被拖入其中”。

（因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斌為化名）

來源：sohu